经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和编委会的努力，这套《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终于能够陆续问世了。我们组织并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目的。
首先，是着眼于科学家传记本身的功能。从科学史本身的发展来看，传记曾是科学史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种。即使在当代，传记研究也仍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科学史，其在宣传和普及科学文化、增进公众乃至于学者们对科学自身的深刻理解等方面的功能自然无需多讲。但科学首先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因而相对于一般的科学史，科学家传记这种集中注意科学家个人活动的著作形式又有着其独特的、为其它类型的科学史所无法取代的优势和作用，并且对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科学史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美国科学史家威廉斯（L．P．Williams）曾说过的那样，一般而言，“要想写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即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到的科学史是不可能的”，“然而，有一个领域，在其中可以精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并在历史的描述中定出这些因素的相对比重，我们能够找出社会学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科学机构等因素对单个科学家的影响，我们甚至还能够相当精确地估计出每一个因素对其科学工作产生的影响。简而言之，正是通过传记，我们才能捕捉到真实的科学史”。
其次，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也是着眼于国内的现状和需要。虽然传记的传统在中国也有很长的历史，人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前1世纪司马迁的《史记》，而在中国科学史萌芽式的著作中，在清代即有了像《畴人传》这样的科学家传记。但就现状而言，与国外对科学家的传记研究相比，尤其是在对西方科学家的传记研究方面，我们毕竟是相当落后的。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若干客观的原因。例如，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且不说国内一般科学史文献的极度缺乏，要想接触和利用那些未公开发表的档案、私人通信等按当代撰写科学家传记的标准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资料的文献，更是极其困难的。而作为科学家传记研究的基础之一，即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普遍而言，也还远不够深入，甚至在许多领域和问题的研究上还接近于空白。近年来，虽然国内也出版了大量科学家传记类的图书，而且这类书籍的出版越来越成为热点，但凭心而论，相对于国内这种大量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我们在学术的积累上也还是相当不够的。这尤其体现在国内对于国外学者（他们对西方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条件和基础都要比我们有利得多）最新的、甚至经典的科学家传记的介译和了解的严重缺乏。因此，在国内系统地译介西方学者撰写的科学家传记，不论是对于科学的普及，还是对于学术积累，其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从对传记的研究来说，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传记据其客观性作出相应的分类，包括从最客观的资料性的传记，到客观性很差的小说化的传记（fictionalizedbiography）乃至传记式的小说（fictionpresent?edasbiography）。科学家的传记也是一样，而且在撰写上又有其特殊的困难。西方学者汉金斯（T．L．Hankins）在其《捍卫传记：科学史中对传记的利用》一文中，曾对科学史传记的撰写提出了三个基本的要求：（1）必须涉及科学本身；（2）必须尽可能地把传记主人公生活的不同方面综合成单一的一幅有条理的画面；（3）要有可读性。显然，符合这三条要求的科学家传记可以说是理想的，而我们在这套丛书中，所选择的传记也大致正是按照这些要求。从客观性、学术价值来说，我们选择的是那些有坚实的科学史研究基础的学者们所撰写的科学家传记（也包括一些由著名的科学家本人所撰写的有价值的自传）；从可读性来说，我们是根据传记的内容进行选择，尽量把那些过份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内部史（internal）类型的传记排除在外，而选择那些有相当部分的外部史（external）内容（也即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哲学、宗教……背景以及主人公与这些背景之关系）的传记，以兼顾研究者和一般读者的需要。有人曾讲，在一般情况下，科学家传记几乎可以说是科学史著作中唯一可能的畅销书，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我们也力图在本套丛书中作到这一点。
当然，要高质量地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从选题到联系版权和翻译等，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无论从组织者、翻译者还是出版者来说，都是将此工作作为一项具有重大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事业来做的。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高质量地出下去，为我国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建设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此文原系作者为《科学大师传记丛书》所撰写的“编者的话”。）
